干粪和粪液处理是猪粪利用的两个环节。干粪容易处理,无非人力或机器用畚箕收集起来堆到粪场加工,制成有机肥后拿来自家还田,多出来的拿去送人或卖掉。[6]
对客户来说,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或熟人介绍进行合作。而对于中介与写手这种长期的“商业合作伙伴”,在以往的探索与磨合中,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信用体系——“交流群认证机制”。
吴永宁也打广告,有一期他的视频是穿着某运动鞋品牌做危险动作,最后打出“买鞋找xxx”,店铺卖家通过微信转给他几百元。
车开到酒店门口,叔叔的电话就响了:“老李啊……305包厢是吧?”
我跑去找领导要求涨工资,领导却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年轻人要沉下心来,做技术的越老越值钱,以后会有回报的。”
一天,我正在跟进一个超市标签出错要求索赔的委托,叔叔非要我当即停下手中的活,跟他去办另一件“大事”。
冯福山说,吴永宁去世后,家人忙着给他办后事,可吴永宁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。冯福山看到新信息提醒里有很多他看不懂的内容,比如,“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,什么作品。如果还没有更新,会下架,会罚款”。
这一刻,我仿佛觉得法律是在保护我,让我可以放心地去从事这份兼职。
许娜总是一下课就跑到戴方维的座位旁,特别认真地、用笑得弯弯的眼睛看着他:“英语那么难,你怎么学的,学得那么好?能不能教教我们呀?”
这次与鲜嫩猪肉的“分手”,是全民的强烈阵痛。而困扰养殖户及周边居民的猪粪污染问题,不仅是这次阵痛的病由之一,更是长存风险的恶性肿瘤。
当时吴永宁在东莞打工,他告诉继父:“你在家里不如跟我去厂子,3500元一个月。”
在我从事论文代写的这两三年间,我认识了不少中介和写手,他们接触这一行业的原因各不相同,但是坚持下来的原因却基本一致——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想要的生活的,不是赚钱,而是赚“快钱”。
按奶奶的讲法,大明叔的病跟他早年吃饭的习惯有很大关系。大明叔外号叫“六碗儿”,年轻时大家都这么叫他。那时候大明叔去隔壁村赶会,在亲戚家吃了六碗饺子,把很多人都镇住了,后来大家见他就说:“六碗儿,厉害厉害……”这才有了这个外号。
大明叔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,上小学时的一天,我和小伙伴心血来潮,翻墙头去他家偷桃子。我们刚爬上桃树,大明叔就突然回来了,大家吓坏了,一位同学直接从树上跳了下去,剩下我们几个爬得高的愣在树上不敢动。
从事这一行业的人,一开始都会心怀愧疚,毕竟大家都清楚,这是在造假。然而久而久之,心态就会渐渐开始变得“理所当然”起来:“因为我生活不易,所以不得不这样做”、“反正那些人只是为了混学历(
那次竞选前,班主任郭老师原来指定的临时文艺委员是同学们公认的“班花”蔡晓。蔡晓个子修长、皮肤白皙,说起话来也是温柔甜美的样子,许娜这一报名,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:不是公然挑事么?她何必不自量力、选不上让自己难堪呢?
我抬头一看,大明叔家的桃已经伸到了墙外,我蹦起来想摘一个,但差了一点,没够到,我举起儿子,他的小手一把抓住桃子,一用力就摘了下来。我拿去洗了洗,咬下一点送到他嘴里。
那个深冬的午后,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,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。
奶奶不明白国栋为啥要从上海回来,更不明白大明叔为啥拼死拼活非要在县城买房——“要是当时不买房,就不会丢那么大的人。”
初中毕业后,许娜只考上了我们当地一所名声很差的高中。高中毕业前夕,许娜父亲去世了,那时云青才知道:许娜父亲只是剧团里一个拉二胡的,一辈子收入微薄,更别说谋得一官半职;许娜的母亲做了半生阔太太的梦,最后却依然住在三教九流聚集的县城南街,只能把梦想全放在女儿身上。
卖鞋、卖衣服、卖口红、卖香水……“你必须先投资自己,让自己拥有富人的思维”,“舍不得为自己花钱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女人”,“男人不肯为你买,连你也舍不得为自己买”,视频中的她,女王一般向镜头前的粉丝灌输她的消费理念,笃定的眼神、张扬的气势、决绝的口吻,无一不透露着她对这套价值观的自信:你只有购买她的东西,才能变得向她一样成功。
第一次是一个女学生。谈拢价格后,我要求她先支付3成定金,这时她可怜巴巴地说自己还是个学生,钱都是从爸妈给的生活费里挤出来的,没拿到初稿不敢付钱,担心上当受骗,同时,她又表示,如果合作愉快,会介绍同学给我,“我身边很多同学都想要找人代写论文”。
[6] 岳丹萍. (2008). 江苏省养猪业污染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(doctoral dissertation, 南京: 南京农业大学).
许娜总是一下课就跑到戴方维的座位旁,特别认真地、用笑得弯弯的眼睛看着他:“英语那么难,你怎么学的,学得那么好?能不能教教我们呀?”
那天,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,一边哭一边骂,不骂国栋,也不骂大明叔,只是骂自己命不好。也难免,自从住到县城,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,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,“冬天暖和,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”。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,心里感觉憋屈。
陈杰人团伙打着“法律和舆论监督”名义和公平正义的幌子,以网络为犯罪平台,大肆敲诈勒索、疯狂敛财,涉嫌敲诈勒索、非法经营等多种违法犯罪。
我很快就想起一个月前,我们和某个委托人发生了金钱纠纷,对方报了警,说“有人敲诈勒索,搞假新闻报道”。待民警到达后,叔叔赶忙给县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打了个电话,民警很快便离去了。委托人看到这种情况,虽然有点不情愿,但最后还是按“规矩”给了钱。
过得最“正常”的大概就是戴方维,他在省城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做老师,已经做到了“金牌”级别。不过,他也只谈恋爱不结婚,像在逃脱什么,又像在期待什么。
没多久,奶奶就带着刘俊花跟大明叔见了一面,她们事前约定好的,只要刘俊花一拿出手绢,那就代表没看上,我奶奶找个借口带她离开。
有了合法身份后,我也陆续结交了很多不同媒体的朋友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合作一起去采访,只不过,他们采访是为了单位任务和所谓的新闻真相,我去采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收入。一般事成后,我也会请他们吃饭,顺便给个红包。虽然对方在接的时候多番推辞,但终究还是收下了。
那个深冬的午后,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,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。
我跟云青认识20年了,考上大学后,我离开了家乡那座终日阴雨的小县城,除了云青,和初中同学都没什么来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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